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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域外对中国的称谓甚多。然而 ，最为今天的中国人所熟悉者
，莫过于英语中的China了 。各种《英汉词典》里的解释基本都是：China，中国；而各种《汉英词典》里的解释大体都是：中国 ，China
。

因为现在英语中的China指中国
，而china指瓷器，于是坊间广泛流行的说法是 ，称呼中国的China
，来源于称呼瓷器的china。

又如所周知，在旧时代的日文中 ，常称中国为支那 。支那本为China的音译，但及至近代以至现代
，中国人却十分厌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
。

然则中国的China缘起瓷器的china吗？中国人并不反感英语中的China，那为什么厌恶作为China音译的日文中的支那呢？

1 、瓷器果真是中国名称来源？

英文的china既作中国解（China） ，又作瓷器解（china）
，所以有人说古代中国瓷器流传西方，为欧洲等各国人民所欣赏与喜爱 ，故以瓷器代称中国。

能够集中反映瓷说的史料
，如清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翰林院编修徐琪所上《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

查中国货物，以丝
、茶为大宗 。……然近来外洋所产丝、茶 ，亦颇精美
，中国转有滞销之时
。必筹其货物为外洋所罕而利益足以敌之者，始操胜算。顾中国丝 、茶而外 ，其余百物
，皆不及外洋之精，独磁器一门 ，外洋虽竭力仿造，皆不能及 。盖出磁之土
，西人名之曰高岭土
。讲化学者，谓此土为火造化所成 ，近于热变石
，贵重与矿金相等。

沿海斥卤之地无之，美洲全境不生此土 ，欧洲
、日本虽有
，而其制实出于中国 。相传前明时，曾以景德镇磁工百二十人赐朝鲜 ，安置于松山
，取土造磁，颇称精美。后日本人得之 ，磁业大兴
。朝鲜之磁工有播越至吕宋者
，西班牙人又得其指授，遂传之于泰西。

英法继兴 ，号称精绝 。……然其质不能过薄，如脱胎之法
，断学不到，且色虽白而少光 ，热过度而必裂
，金彩虽丽
。而绘画笔意，亦不及中国之入细 ，是以外洋富家
，非藏有中国细磁者，不足夸耀宾客。……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 ，陶土为磁盈天下
，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 。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曰支那 ，支那者
，磁器之谓也
。

夫以亚美利驾南北二洲之大，而独无此土 ，欧洲各国有之，而坚好又不如中国
，良以出磁之地，非峻岳名峦灵气蟠郁 ，不能有此。而清淑之气
，独在中原，此正化机鼓荡 ，蓄此瑰奇
，以成我国家利赖之大原者 。

很明显，这段史料中的“磁”就是“瓷 ”
。连大臣上皇帝的奏折都这么说了 ，当然不会“有假
”
，况且，瓷器的china与中国的China ，又确实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于是China来源于瓷器的说法，得以广泛流行。

其实这种看似有理有据的瓷说 ，真是“瞎说” 。

按英语中的“瓷器 ”一词，本来写作porcelain,“中国瓷器
”则拼成China porcelain或者porcelain of China
。到了17世纪
，英语中才有了chinaware这个指称“中国瓷器”的专用词。再到后来，表示物品、器皿的ware在口语中被省略 ，只用china也可以习惯性地代表“中国瓷器 ” 。

再经过进一步的演变
，在书面语及口语中，china又不再被视为“中国瓷器
”的专用词 ，而是同时兼容了原来的porcelain
，于是，英语中便出现了china和porcelain两个都可以解释为“瓷器”的单词。

据此 ，我们可以肯定
，在西方是先有作为中国他称的China，然后才有作为瓷器他称的china ，也就是说
，瓷器的china来源于中国的China，中国的China是因 ，瓷器的china是果
。打个粗俗的比方，有些西方人喜欢品尝北京烤鸭
，于是在英语中，可以直接以Pekin也就是“北京 ”称呼“烤鸭
” ，我们总不能说“北京”来源于“烤鸭 ”吧！

当然
，中国的China与瓷器的china只有首字母大 、小写的区别，又客观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一面：

首先 ，中国瓷器的出现时代最早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瓷，早在近2000年前的汉代已经烧制出了成熟的青瓷；其次 ，中国不仅确实盛产瓷器
，而且发展至汉唐年间，中国瓷器已经流传国外 ，唐宋以降
，中国输出商品更以瓷器为大宗；再次，中国瓷器的精美确实名闻天下 ，它薄如纸
、润如玉、声如磬 、明如镜，引得外国人惊叹不已。然则上述这些历史的真实
，终于使得域外在以China称呼“中国”的同时，为了指明瓷器的主要来源地 ，或者为了表达一种特别的纪念
，又以china称呼“瓷器
” 。

2
、支那名称的来源

比较而言，17世纪中叶即已提出的秦国说 ，迄今为止
，仍是证据最为充分、赞成者最多 、在中外学术界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
。

兹列举法国伯希和、英国贾儿斯
、中国岑仲勉与张星烺诸家的观点如下，并稍作补充。

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之十《支那名称之起源》略言：

当公元前2世纪以前 ，中国与印度已由西南缅甸一道发生贸易关系
，秦国之名由此达于印度，印度之支那梵名疑始于此 。迨至前2世纪及前1世纪月氏侵入大夏之时 ，印度人又于西北得闻中国之名
。此后
，或在纪元初1世纪时，印度与越南半岛及南洋群岛贸易频繁 ，南海一带遂习用支那梵名之称。

诸航海者乃袭用此梵化之号，而且中国人也自承其国名曰支那
，虽不再自称其国为秦国，然此名亦足唤起其种族与其国家之观念 。由是观之 ，支那一名发源于最初秦国之说
，在音韵及地理方面皆得其解，而与历史亦能相符 ，复由中国译人采用
，故仅有此说为可取也
。

据张星烺《“支那”名号考》的引述，贾儿斯指出：

古代印度、波斯及其他亚洲诸国所用之Sin 、Chin等 ，源出秦国。今China末尾之a
，为葡萄牙人所加；a者，国土之义 。

岑仲勉《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词》以为：

非子封秦以后 ，秦国逐渐强大
。“秦既当西道之冲
，东周虽拥号天王，实同虚位 ，由是西方民族只知有秦，不知有周
，此秦（Chin）之称所由起也。 ”而
”Chin之传名于西方，或谓由南方马来人所传播 。……余按上古之中西交通 ，北陆视南方海道为密。……春秋时期
，秦犹困守函关，楚霸南服计四五百载 ，如我国名称系经马来人西播
，于势应为楚而不应为秦”
。

张星烺所撰《“支那 ”名号考》，则由秦国名称向外传布的过程 ，证明支那原音确为秦字的对转：

首先
，秦建国于周平王时代，在公元前700余年。至秦穆公时 ，秦已强大 。穆公即位于公元前659年
，在位39年，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的势力圈 ，或竟达于今喀什噶尔
、帕米尔高原；而即便秦的势力未及帕米尔高原，仅至安西敦煌附近
，秦国威名由商贩播至印度、中亚细亚，又有何难！西方诸国记载支那之名 ，以印度《政论》（Arthasastra）为最早。

《政论》作者商那阎（Chanakya）
，别名考铁利亚（Kantiliya），是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间印度梅陀罗笈多王（King Candragupta）在位时的大臣；所著《政论》载有支那（Cina）之名 ，又记纪元前4世纪中国丝已贩至印度 。然则《政论》的成书
，已后于秦穆公约350年，如此 ，则秦之名传于印度
，实为易事
。

其次，秦之名可由四川境内的古巴蜀 、云南境内的古滇越而至印度。盖《政论》著成以前 ，秦已并有巴蜀 。而据《史记》
、《汉书》的记载
，中原、巴蜀 、滇越
、印度之间，自古即有兴盛的交通往来；印度商贾或即在滇越国与蜀贾交易 ，更转运邛竹杖、蜀布至大夏（Bactria）
。秦国在先而甚长久，其名在商贾口中
，已成习惯，不易改变。

再次 ，还是在秦穆公时
，西北甘肃敦煌 、祁连之间的月氏民族就臣属于秦，在秦国范围之内 。公元前3世纪以后 ，月氏因受匈奴的打击而西徙
，公元前165年抵龟兹国，后至伊犁河流域 ，击败乌孙而至热海；分为大
、小两支（小月氏后与羌人混杂）
，大月氏败塞种，取喀什噶尔 ，过大宛
，击大夏，公元前120年又灭希腊王朝及塞种沙头梅格斯（Soter Megas）王国 ，稍后又征服迦湿弥罗（Kashmir）及印度
。

后来渐衰，5世纪时为嚈哒（即白匈奴）所灭。据研究
，佛教即由月氏人输入中国 。当月氏从甘肃西徙时，“以为中国皇帝仍秦之后裔
” ，西方康居国（Sogdia）等称中国为秦斯坦（Cynstn）
，必自月氏人得之；后世希腊人、罗马人之秦国（Thin）或秦尼国（Sinae），或为月氏人所报知 ，亦或为印度人所转达也。

另外
，据《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匈奴传》 、《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域人及匈奴人在汉武帝时仍或称中国人（汉人）为秦人 ，《汉书》唐颜师古注曰：“谓中国人为秦人
，习故言也
。”中亚细亚各地在汉初皆属匈奴，而自匈奴驱月氏后 ，由于匈奴的遮隔
，春秋战国以来秦与西方极为繁盛的交通遂告断绝。

然则自此以后，即使汉武帝重开交通以后 ，中国西方和北方的边族或邻国往往就称中国人为秦人；由《法显传》还可以知道，秦人的称呼直到东晋时还在沿用 。

3、东西方两个“大秦 ”

最后
，张星烺言东西两“大秦
”相对，也“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
。就东大秦言 ，唐释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有“摩诃脂那国 ”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五有“摩诃至那国
”，《新唐书·天竺国传》有“摩诃震旦国” ，此皆梵文Mahachinasthana之译音。

Maha大也
，sthana犹言国境，故Mahachinasthana之全译 ，即大至那国
、大秦国
，所指即当时的中国，此为印度人对中国的尊称 。在中国正史上也有大秦之名 ，初见于《后汉书·西域传》:“其人民皆长大平正
，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又《魏书·大秦传》近同：“其人端正长大 ，衣服车旗，拟仪中国
，故外域谓之大秦
。”

此大秦，学者以为即罗马帝国（395年以后指东罗马帝国 ，又称拜占庭帝国）。盖印度人或受印度文明影响之人
，既以东方的中国为大秦，又以“有类中国
”、“拟仪中国”的西方罗马为大秦 。

关于“大秦 ” ，岑仲勉《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词》也尝论其起因云：

“然秦迤东尚有神州大陆
，比秦大十数倍，西方之人 ，未必毫无闻知
，当时列国分立，无所统一 ，彼于是依秦之称而混名曰‘大秦’（Machin）
，如我国之称大月氏及小月氏，大宛及小宛
。……费杜西（Ferdusi）著《波斯王史诗》 ，虽为时颇后，其中固保有若干之上古传说
，诗中常秦与大秦并提，非无因也。及夫海道大通 ，西亚人至广州者审其地为古‘大秦’之一部
，故呼曰大秦，寝假或且成为广州专有之号 ，此又大秦用诸我国南方之转移的原因也 。
”

岑氏盖以为
，梵文Mahachinasthana及其他拼法的Machin 、Masin
、Mahachina等大秦（也译作摩秦、马秦） 、大支那，起源也甚早 ，乃至与Cina同时或稍晚
。Ma者孕义（大也）
，chin者译音（秦也）。

秦的名称“Chin”很恰当地成为中国在西方文字中的名称“China ”的来源 。

综上，Cina
、Chin、China 、支那一系的诸称谓 ，来源于秦而代指各时期的中国
，言之有理，持之有故 ，证据确凿，应可视作定论。

只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Cina
、Chin、China 、支那起源的秦
，是指先秦时的秦国，而非统一六国后的秦朝
。当然 ，这个系列的称谓在域外之所以能够沿用下来
，除了名称本身的延滞性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秦朝的统一。

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
、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 、空前强大的统一国家 ，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崭新局面 。尽管秦朝享国不永
，在短期内即行覆亡，但它毕竟为此后中国两千余年的历代皇朝奠定了胚基；而且其影响还超越了它本身的时空范围 ，深深地作用于整个世界历史——这又致使“秦
”在域外
，继续被视为中国大一统皇朝的代表，从而产生了China、支那一类的称谓 ，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

4
、为何中国人反感被称为“支那”？

当历史演进到近现代以来
，日本人喜欢用支那称呼中国（起先依China读音为チヤイナ，后读シナ ，即xina），而在中国人看来
，“支那 ”一名的音义绝对不好，于是引发出中日之间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国号之争。

本来 ，古代日本称中国为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ラ）
，稍后一些又称Toh(タゥ），这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
”的读音；有时也称中国为汉土 。

汉 、唐的称呼 ，自然来源于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国号
。进入18世纪之后
，日本开始称中国为支那或简称支国。

所以不称唐或汉土以及中国，而改称支那或支国 ，据说原因或理由很多：

一则
，支那是印度梵文Cina的音译，汉译本来就可以作支那 ，古代日本又是佛教国家；二则
，近代以来，日本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支那是西方语言China的音译，China又在西方沿用已久；三则
，中国自古以来朝代多变，作为历史通称与地理名词来说 ，除了用支那称中国外
，没有其他更加合适的名词可用，况且日本也有一带地方称“中国” ，如果用“中国 ”这个名词
，就容易混淆；四则，日本某些政要以为：“皇室之尊严 ，非但在国内当绝对保持
，即在国外，亦无二致 。今中国妄自尊大 ，僭称中华
，而我亦以中华呼之
。渎吾尊严，莫此为甚 ，亟应改称支那以正其名
”，而迄至现代
，某些日本学者还认为：“中国这个词的背景在于蔑视外国，把外国视为夷狄戎蛮 ，自高自大。……日本应予以拒否 。”

考近现代的日本使用支那以称中国的时间
，实藤惠秀在《对中国的称谓——中日关系史中的微妙问题》文中曾有形象的比喻：

18世纪初期播种，19世纪初期生根 ，19世纪中后期出土
，19世纪末长叶，20世纪初中叶枝繁叶茂 ，20世纪中叶后叶落知秋
，20世纪60年代后渐渐衰老以至死亡
。而在上述250多年的时间里，1713年
、1895年、1946年 、1969年可以说是四个重要的年份。

1713年：新井白石所编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 ，根据China的读音
，用片假名チイナ表示中国，并附以“支那 ”两个小号字 ，从此，日本地图上多改“汉土”为“支那
”以表示中国；1895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的次年
，由于对中国战争的胜利，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敬畏转为轻蔑 ，对中国的称呼也普遍地由Morokoshi
、Kara变成支那；1946年：同盟国中的中国代表团对二战的败者日本下达命令
，不许再用支那称呼中国；1969年：该年出版的《角川国语辞典》支那的注解是“中国之旧称” 。

至于中国人对日本使用支那以称中国的嫌恶感，萌生并普及于大正（1912年——1926年）时代 ，又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凌辱而日益加强。

本来
，按照唐宋学者的前述解释，支那并无什么贬义 ，甚至可以认为是个美名
，故为中国帝王所乐闻
。

而直到清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不讨厌支那 ，他们宁可用支那而不愿用清国。留学生对日本人称他们为Chankoro(チヤンコロ
，清国奴）大为反感，因为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 ，他们中的不少人认为，清国意味着异族统治中国
，所以嫌恶清这个称号 。

如1902年章太炎、冯自由等人曾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1905年黄兴等人创办的杂志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 ，梁启超也曾用笔名“支那少年
”
。在当时
，支那（China）是否定“清国”的 、具有革命意义的名词，又是追求文明应世者喜用的时髦的新名词。

但到日本大正时代及其以后 ，情况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亲有体验的实藤惠秀说：“民国时代的留日学生憎厌日本人开口支那
、闭口支那的程度，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 ”如郭沫若感到日本人说支那人 ，“比欧洲人称犹太人还要下作
”；夏衍觉得“真比针刺还难受”；郁达夫在其《自传》中回忆道：

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
，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 ，听取者的脑里心里
，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 ，悲愤，隐痛的混合作用
，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

另外 ，中国政府方面对于“支那 ”称谓的态度也很明确。如1930年5月6日
，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

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
”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 ，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
，认为“支那 ”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 ，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
，今后称呼“中国
”，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 。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
，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

由于这样态度强硬的严正决议，从1930年11月开始 ，日本政府的对华公文大多改“支那 ”、“支那国” 、“支那共和国
”等为“中华民国”。但在日本其他公私文件以及日本社会上，仍然普遍沿用着“支那 ”称谓 。

为什么中国人
、中华民国政府都深恶痛绝日本的“支那
”称谓呢？甚至亲日的汪伪政权也不接受“支那”称谓？

“问题的症结在于日本人使用Shina这名词时带着的心理和态度 ”
，即轻侮的心理、藐视的态度，使得支那“不知不觉地带上了使人讨厌的气味
” ，“引起中国人的愤怒和反感”
。如郭沫若在其自传体小说《行路难》中
，就提及日本人说“支 ”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
” ，而说“那”字的时候
，“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 ”，这是典型的鄙睨神情。

当然在特有兴趣于文字的音形义 、特别注重名称字号的中国人看来 ，“支那
”也确实可以理解出许多不好的意思 。

针对日本之顽固地称我为“支那”
，中国也曾有人把日本Japan音译为“假扮 ”，以示针锋相对的讥讽。

“中国”与“日本
”的国号之争 ，争吵到最后
，竟然成了“支那”与“假扮 ”！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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